2009和2010年，两年的夏天我都在Google实习，然而最后毕业的时候我却没有为Google工作。虽然我心里很清楚这里面的原因，可总有些人觉得不解，为什么居然有人不想为Google工作？如果你是这些人其中之一，那你可能想知道我在Google时的切身感受。
直到将近2015年新年的今天，我发现这篇文章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。面对Google的员工，我仍然是同样的感觉。他们很多人太拿自己的公司当回事了，自高自大，放弃自己的尊严来舔这个公司的屁股。这些人总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希望为Google工作，即使进不了Google，都想去Google“蹭饭”似的。如果一个人说“我很厉害”，我也许会尊敬他，可是如果他说“我为Google工作”，以此来显得厉害，我就鄙视他。我只尊敬那些尊敬他们自己的人。以自己的公司名声来抬高自己的人，是最被我瞧不起的，因为他们跟仗着人势的狗没什么区别。
进Google很难吗？
每当我告诉别人我在Google实习过，总有人说：“哇，你好厉害。Google很难进的！”我说：“一点也不难啊。”他就会说：“你一定是从MIT之类的牛校毕业的吧？”然后我就无语了，我不屑于跟这样的人说话。首先，进Google的门槛真的很低。说白了，Google只需要一些低级码农而已！世界上有很多比Google技术精深而且尊重个人的公司，所以Google并不是很多有志之士的首选。其次，我厉害并不是因为我从MIT或者其它什么牛校毕业，而是因为我自己的资质。这种资质不是读了MIT或者Stanford之类就可以得到的，所以其实我根本不把这些牛校当回事。相反，我看不起这些学校，觉得它们不但徒有虚名，而且相当浮躁。所以说这话的人原意是奉承，结果反倒贬低了我的个人价值，招致我的轻视。
能进Google确实是因为我很厉害，但其实比我弱很多的人也可以进Google，所以能进Google根本不能说明我的实力。你认为我到Google实习，我的导师们很高兴，很支持，觉得很荣耀吗？恰恰相反，他们觉得我贱卖了自己，我本来应该去更好的地方。当我回到学校，我发现自己成了师兄，老师们的嘲笑对象。有个在Google，微软研究院等地方都实习过的师兄说：“Google那种地方去一次就够了，你居然去了两次！”有新同学问道，从我们这毕业，将来能去Google工作吗？有个老教授笑笑说：“那个还不容易？Google招收任何可以做出他们题目的人！”其实正当我在Google实习的时候，有在微软研究院的同学来找我，很不解的样子，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来微软研究院？Google根本不是搞研究的地方。”后来我才发现，微软对员工个人价值的尊重，明显好于Google。在微软工作，你至少不需要舔微软的屁股。
那么既然不是那么喜欢Google，我为什么还要去Google实习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很世俗，我当时需要一些钱，而Google是最容易进去挣点钱的地方。我这人从来不担心所谓的“前途”或者“事业”，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力有多么强大。我不觉得为任何公司工作是一种荣耀，我只是有时候拿我很小的一部分技术，出去换点吃的回来。看上去很市井小民吧？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，我只是跟它做交易。我就像一个雇佣杀手，专门搞定别人都搞不定的事情。得到这些技术的公司（包括Google，Coverity，Sourcegraph），其实都很是赚了一笔，因为我卖给他们的东西，比他们给我的工资，价值要高很多。如果没有我，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出具有同样高品质的东西。我敢打赌！
好了，还是来看看我在Google的时候都发生了些什么吧。
受命于危难
先说说我的项目是怎么开始的吧。当我加入的时候，我的老板Steve Yegge的小组试图制造一个跨语言的“服务器”式的编程工具，叫做Grok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Eclipse，但是Grok的设计目标不只是像Eclipse那样检索和分析本机的某一种语言的代码，而是大规模的检索和分析Google的所有项目，所有语言，所有代码。这包括Google的“四大语言”:C++，Java，JavaScript，Python，一些工具性的语言：Sawzall，protobuf等，还有一些“build file”和所有第三方的库。Grok的初期设计目标是一个静态的代码索引服务，只要程序员点击任何一个变量或者函数名，就能“准确”的跳转到它定义的位置。动态的编辑功能稍后也在陆续加入。
这种检索不是像ctags， etags那种简单的正则表达式匹配，而是像Eclipse和Visual Studio那样的准确的“语义检索”，所以它必须真正的理解程序语言的语义。在Grok诞生以前，市面上和Google内部都没有一个工具能正确的支持所有“四大语言”，所以我不得不说，Steve的项目比起Google的其它跟编程语言相关的项目，是相当先进的。
虽然Grok的技术含量很高，但是Google的管理层对东西的评价并不是看技术含量的，而是看你有多少“影响力”（impact），说白了也就是有多少用户。Google当时本来就只有不到一万个程序员，一个“内部编程工具”能有多少“用户”呢？所以Grok比起像CodeSearch一类利用正则表达式来查询程序的“低端”项目来说，在管理层心目中并不占任何优势。而且由于其它项目界面好看些，用户多些，Grok随时有被取消的危险，这使得Steve心理压力很大。我就是在这个“危难关头”进入他们的小组的。我当然没蠢到会自己进入这样一个组，但是Steve在电话面试时把一切都说得很美好的样子。当时小组里只有三个人：Steve和另外两个组员。
不安全感，恐惧和疑惑
在整个实习的过程中，我都感觉到我所在小组成员的不安全感，这引起了他们的恐惧和疑惑。这种不好的心理状态持续了整个实习过程，使得我在别人的怀疑当中生活了三个月！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们或者让他们相信我的能力，就像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朋友。这种感觉，就像是一个女生不相信自己的魅力可以招来这么好的男朋友，所以各种怀疑，纠结，蛮缠。对于Google来说，就是不相信自己可以招到这么厉害的实习生。
当我开始的时候，Grok小组已经初步完成了Java和JavaScript的检索模块。但是他们的检索并不是从头设计的，而是从Eclipse（JDT）和JSCompiler里面分别“挖取”了对Java和JavaScript语义检索的部分，修改之后插入到项目里的。Eclipse的设计非常的不模块化，以至于项目进行了一年多，大家还在忙着解决它带来的各种bug。
最开头的时候Steve给了我两个选择：检索C++或者是Python。我觉得C++的设计太繁琐，所以就选择了看起来好一点的Python，Steve就让我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开源的Python IDE，然后把里面的语义检索部分挖出来插入到项目里面。可是在看过十个左右的“Python IDE”之后，我发现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正确的“跳转到定义”.分析其原因，是因为这些IDE基本上做的是正则表达式匹配，而完全不理解Python的语义。所以我对Steve说，我要自己从头写一个。但他反对这个提议，因为他觉得这是三个月的时间之内不可能完成的。不但是我不能，而且就算是一个小组的高级程序员也不可能完成。就算完成了，他也不想“维护”这些代码。所以他宁愿让我去拿一个不怎么样的开源项目，因为这样“维护”的工作就转嫁到开源项目身上去了。这也许就是Google支持开源运动的原因吧？
可是我很清楚的看到，这样一个语义检索，不过是一个抽象解释器（abstract interpreter）。写解释器是我最在行的，所以我告诉他这是我可以完成的，而且由于设计上的简洁，我的代码的维护代价会比使用一个开源项目小很多。他没有说话。我同时也在进行一些内部培训，看一些视频，折腾MapReduce一类的内部工具教程，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。我隐约的感觉到Steve的不快，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了，可是我也没有太在意，仍然傻乎乎的到处凑热闹。到了周五的时候，Steve下午很早就回家了。另一个组员还待在哪里，不时的叹气。我对她说：“Steve是不是不高兴了？我知道我说话有点太自信，可能打击到他了。”她好像打满的气球被开了一个洞：“他怎么会被你打击到？你知道他以前做的项目有多厉害吗？他是怕你做不出来。之前有一些intern设的目标太高，以至于到最后没有完成他们的项目。”于是她打开Eclipse，把JSCompiler的代码给我看。“你知道我们以前一个类似的项目JSCompiler，花了多少时间才完成吗？一个小组的人，四年的时间！”她打开其中一个文件，也就是处理符号表的那个模块，说：“看这一个文件就有9000多行代码。你三个月能写出这么多代码吗？”我翻了一下白眼，搞笑似地说：“啊--怎么可能有9000多行？这些人真的知道怎么写这种代码吗……”
后来具体的对话我忘记了，但是她确实给了我一些压力，再加上Steve那个闷声子，真是不好受。所以那个周末我没有出去玩，我下载了一个Jython，把它的parser文件（ANTLR）拿出来。然后自己设计了一个更简单的AST数据结构，把这个parser生成的AST转换成我的结构。然后就开始在上面写一个抽象解释器。由于Java的限制，我想出了一个更简洁的用Java实现解释器的方法，从而避免了使用繁琐的visitor pattern。一个周末之后，我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型。当然因为Python语言的复杂性，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到后来才完全的实现。
等到星期一的时候，我告诉Steve我做了一个原型出来，而且因为我拿了Jython的parser，我们以后可以用这个理由把这代码merge回Jython，给他们提供功能，让他们帮我们维护代码，对两方都有好处。他居然一点也不高兴，把我叫到一个白板前面，板着脸说：“来，给我讲一下你打算怎么做。”我就画了一个 AST 的类关系图，在里面每个类插入一个叫interp的方法，然后指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抽象解释器。最后他豁然开朗了一样，说：“好。我相信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了。就这样做吧。”
虽然貌似经过我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从头做一个工程的计划被接纳了，但是这却不是说之后就没有压力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“皇帝的新装”里的织布工一样。我扬言自己会做出精美绝伦的布料，皇帝的大臣们却看不见，所以他们就相当的小心。总是对我很敬畏的样子，有时会来问候一下，做得怎么样了。可是一旦扯到深入的话题，却又怕被看穿其实他们不懂很多东西。
在Google的整个夏天我都觉得跟其他人没有共同语言。我感兴趣的东西，他们一点都不了解。我觉得不以为然的一些东西，却被他们捧上了天。比如，有一次几个人在谈论一个Google的“牛人”，说他做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项目，很快就升为了Staff Software Engineer（“Staff”是比“Senior”高一级的职位，Steve就是个Staff）。我去看了一下这项目，发现不过就是JUnit的“C++ 版本”。JUnit这东西技术含量本来就是相当低的，做这样一个东西就能当“Staff”，那我岂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成为“Principal”了？哈哈。我心里这样想，但是没有说出来。一个Staff就如此，谈到Google的两个创始人的时候，有些人就简直是黑白不分了。对他们的各种武断的甚至愚蠢的做法，居然都津津乐道。创始人在他们眼里俨然就跟皇帝一样，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。这种浮夸和互相吹捧之风，恐怕是在其公司也少见的。Google要求员工们保持一种“Googley”的态度，原来就是这样的态度，过度“正面”和“积极”，西方所崇尚的“个人主义”和“批判性思维”，我在Google还真的没有见到过。
另一些时候，我会遇到一些对某种语言或者技术有宗教情绪的人。有次一个工程师坐到我面前，像是在面试我一样，表情严肃正儿八经的开始自我介绍，后来我们就谈到C++，我说C++设计实在是太繁琐了，其实很多简单的语言效率并不比C++低，C++最近其实在向其它高级语言学一些东西……后来这人就不说话了。那天以后我就发现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了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在Google是不可以指出某种语言，特别是C++的缺点的。C++在Google的势力之大，连Java都只能算二流货色。
最让我受不了的其实是Google的气氛。总体感觉就是过度“和谐”，没有人说真话，以至于你不知道什么好，什么不好。很多文档，视频，活动都挂着“GoogleConfidential”的标签。等你去看了，却发现相当幼稚，其实是众所皆知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机密可言。可是大部分的实习生们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，或者假装有这种感觉。每个星期五，都会有一个“TGIF”，两个创始人会像主持人一样组织一个大会。本来无可非议，但是总感觉气氛过于群情激昂了，有点像文化大革命时候念红宝书的感觉。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，总是在听新闻发布，不然就是谈工作。真正大家一起玩的party，却非常稀少。所以一些别的公司的人都在疑惑，Google的员工到底有没有下班的时间。
我就是这样度过在Google的每一天，以至于后来我都不怎么在饭桌上吃饭了。自己把饭端到靠墙的吧台去吃，或者坐在“冰激凌吧”跟里面的厨师聊天，省得遇到一些高谈阔论的人无语。我发现自己跟打扫卫生的大妈小妹们也谈得来，她们也喜欢跟我说话。后来我发现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我，另外两个比较厉害的博士生也懒的在那边吃饭了。其中一个说，Google的人太傻了，他一个星期就把组里给自己三个月的项目做完了，因为这帮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才发现Steve为什么这么紧张。那天有另一个“分舵”的director来访。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“创新”（innovation）的演讲。基本内容就是说，技术上的创新，如果吸引不到用户，那就不算什么创新，拉得到用户的东西才叫创新。
那天下午，这个director来到我们的办公室。表情严肃的“审问”Steve:“你说你每天有5000个用户。可是Google总共还不到10000个程序员。你是怎么算的？你把接受你的服务的那些下游项目的用户全都算进去了吧！”唉，想不到大名鼎鼎的Steve Yegge在这种皇帝的钦差大臣面前也只能唯唯诺诺。
我可以说，这个Python的东西，虽然不费我很多力气，但却是Google里很少有人可以做出来的。就算Python的创造者Guido van Rossum恐怕也玄，因为这需要比设计出Python这样的语言高深很多的专业知识，比如类型理论（type theory）和抽象解释（abstract interpretation）。所以实际上我的这个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这个濒临灭亡的项目，因为一旦Grok支持所有的“Google语言”，就会有很多人注意到这个东西，从而会有“影响力”.这确实是后来发生的事，我走了之后，Grok开始通过API给很多项目提供服务，包括CodeSearch。
可是这种“上级领导”的压力居然也间接的传到了我身上，而且是以一种不尊重的方式。这种感觉就是，你做得再多再出色，你相对于Google的“大拿”们，什么都不算。这也许就是Google为什么雇佣Dennis Ritchie，Brian Kernighan，Ken Thompson，Rob Pike，Guido van Rossum等大牛吧。因为它就可以说：“看我们Google有这些顶尖牛人，相比之下你算个什么，要不断努力！”Steve不止一次的对我说：“你要为Google做出杰出的贡献啊！Google的东西总是最好的，你要做出Google一贯的品质来。你知道Python的创造Guido也在Google吗？我一定会在他面前给你美言几句。”这种语气，我好像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听说过呢？“你要为祖国做出杰出的贡献！”他许以为我会受宠若惊，可是我心里却不是个滋味，因为在我心里，自己的地位一点也不比这些大牛低。“宠为下”的道理，你懂吧？
总之他们就是用这种奉承，利诱，竞争，加威胁的方式，想方设法让我多做事情。可是我心里想的是，Google老爹，您就给了那么点钱，您想买多少东西啊？本来这系统能做出来就不错了，一个组员却一直催着我写 test，她根本不明白，一个程序并不是写了测试就会是个好程序。这个程序经过我多次的大规模修改甚至推翻重来，即使一早写了测试，那些测试也会很快作废。这种大公司给人灌输的“test-driven”编程方式，在这种创造性的程序设计里是根本就是行不通的。要写出这样一个系统，必须全神贯注，深入到语言的本质。而去写测试，往往会打乱原来的思路，所以测试应该是最后完成之后才写的。当我最后完成这个系统，可以大规模的处理Python代码的时候，却听见从她的桌上传来一声沉闷的咆哮：“WRITE--THE--TESTS---”这真的非常的Googley！
最后我顺利完成了整个项目，还没少休息和玩耍。现在它仍然是世界上最精确的Python分析器，每天都会把Google所有的Python代码索引一遍。很多内部工具比如CodeSearch里面的Python文件上的链接，都是这东西做出来的。我所有的代码加起来才4000行。处理符号表的模块只有600行。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JSCompiler会有9000行来处理这么简单的东西，但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JSCompiler花费了四年时间。
所以你看到了，这就是我对Google的印象。那种文化大革命似的气氛和对个人价值的忽视，就是我（以及其他很多有志之士）至今不为Google工作的原因。Google是一个年轻的公司，所以比起IBM，微软之类成熟稳重的老牌公司，确实难免显得浮躁。也许多年以后等它成熟起来，懂得如何尊重个人价值之后，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