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交网络对我们的记忆做了什么？

刘易斯：几周前，我读到一篇自己曾经写过的文章，结果发现我不记得写过它了，根本一丝一毫都想不起来。

我们都知道记忆不可靠，但即使如此，这也让我们感到震惊。几周前，我读到一篇自己以前写的文章，结果发现我不记得写过它了。根本一丝一毫都想不起来。我无法唤起记忆；甚至看到自己的署名下自己的文字这种强刺激都无济于事。

对于互联网搜索和数字归档时代的作者而言，这种经历很普遍。不久前，一个朋友讲述了他的故事：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位他最喜爱的艺术家（现已过世）几年前在伦敦一场秘密的现场演出中表演的消息。他真心希望自己看过那场演出——直到戳戳点点了一会儿，谷歌(Google)搜索结果显示，他确实看过。他可以判定自己看过，因为他写过一篇评论文章。

如今，每个人都有了这种完全不认识自己的感觉，这要归功于我们中大部分人创建的海量数字内容：短信、WhatsApp消息、博客和评论。Facebook通过“在那一天”(On This Day)功能，郑重其事地让你重新认识过去的自己：在新闻推送的正中央抛出你多年前的一张照片——你正在度假，皮肤晒得棕黑，喜气洋洋的样子。

人尽皆知的是，作为社交媒体的Facebook，是我们张贴最开心、最光彩照人的记忆的地方，所以，这或许会让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产生偏差。但是，我们的大脑本身也有很强的这种倾向。心理学家丹尼尔•卡内曼(Daniel Kahneman)谈到了“体验自我”（活在当下）和“记忆自我”（把经验打包供未来回忆）之间的区别。

结果是，我们对结尾给予更多重视：卡尼曼暗示，违反直觉的是，把一个痛苦的治疗过程延长一些会更好，如果延长意味着减少最后的不适感的话。或许，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有着糟糕第三幕的电影感到如此失望，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妇女自愿不止一次生孩子。

记忆不只是人为产物；记忆帮助我们定义自己的身份。正如茱莉娅•肖(Julia Shaw)在她2016年那本书《记忆错觉》(The Memory Illusion) 中所说，“如果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，那么我们也会被迫质疑自己身份的根基”。然而，制造一段不真实的记忆相对容易。科学家们做到了这一点，通过给人们看车祸现场的照片，诱使人们记住，他们目睹了一次车祸，或者让他们相信自己在孩提时代曾乘坐气球升空。我们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：数百万人声称记得自己出生时或坐在婴儿床里的情形，尽管幼儿其实无法形成长期记忆。

互联网时代既能助推又能阻碍这个过程。这个时代将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自己过去的素材，去编织不真实的记忆。但是，这个时代也将让我们遇上从前的自己、那时的想法和感觉——固定在像素中，永世留存。

2003年，民调机构尤戈夫(YouGov)发现，54%的英国人认为对伊拉克战争是正义的。到2015年，只有37%的英国人说，他们当时认为那场战争是正义的。2月4日，英国前司法大臣肯•克拉克(Ken Clarke)说，他相信英国退欧(Brexit)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。在当时的“爱国热情”之后，“不出12个月，你就遇不到一位曾经知道有人支持退欧的英国民众了”。 如果退欧最终被证明是一场灾难，那么许多曾投票支持退欧的人将在头脑中修改他们投出的选票。（反之亦然）。

但情况不同了：2003年，谁也没有Facebook账号，很少人拥有博客，短信长度不能超过140个字符。如今，任何人回头看，都将发现大量有关自己此前看法的证据。那么问题来了：当我们更难改写个人记忆时，我们改变想法的可能性是更大，还是更小了呢？

本文作者为《New Statesman》副主编

译者/何黎